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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电影中的女性——《海滩的一天》  

2011-01-14 15:17:01|  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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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电影中的女性——《海滩的一天》 - 林·苇 - 声·色

 

《海滩的一天》作为杨德昌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更能展现其知性思辨的前瞻性。影片拍于台湾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步抬头的八十年代,女性成为了影片的叙事主体和认同主体。在近3小时的时间中,最外围的情节是林佳莉和谭蔚青这两个多年后在咖啡厅重逢的朋友的一次漫长叙旧,而实际则是通过两人的交谈,为我们展现林佳莉如何由一个单纯传统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个独立成熟的女性,最核心的即是从一个人的改变纵观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有别于以往台湾电影中女性论述常常沉溺的感伤情怀,杨德昌现代理性倾向的特质反而将女性放置于通过叙旧而对自身现实处境进行反省和检讨之中。

影片来源于杨德昌好友的离婚,“在他们的离婚状况中,我不止看到他们感情的事情,给我很大的震撼的是:他们的婚姻在这环境中是必然的。”影片的两位叙事主体——林佳莉和谭蔚青,代表着女性在两种选择下的结果。谭蔚青原本是是林佳森(林佳莉的兄长)的女友,但在日本式家庭教育的成长下,佳森最终屈服于父权,与父亲同学的女儿结婚。关于被父亲逼婚的戏,导演多通过佳莉的视角像我们展现,在片中他让佳莉几次经过客厅外的走廊,让她靠在客厅的门上静静注视房间中发生的事。对于这段受缚于家庭压力的挫败感情,杨德昌并没有向我们直接展现父子争吵的情景,而是待佳莉回家见到的佳森低头跪在地上,旁边有个打碎了的茶杯代替。事后,母亲也用了一句“佳森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及佳森独自玩棒球来发泄的情景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结果。青青因为这种没有被选择的无奈离开去了奥国,从她与佳莉后来的交谈中我们知道她其实并不想出国,只是想教教书,等佳森毕业后与之结婚,但与佳森分手后,除了钢琴外她什么都没有了。作为女性苏醒意识参照物的青青无可否认是佳莉羡慕并向往的,佳莉与青青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与后来佳莉与兄嫂的陌生对比。夜晚佳莉与青青两人在卧房交谈轻笑,房间的日式结构中,温黄的光影无一不给人一种女性之间默契建立的感觉,而后来佳莉与兄嫂的几次不多的戏则被杨德昌安排在人们内心自闭疏远的白天,木质门窗隔出的斑驳光影,佳森的小孩甩开佳莉的手跑开,兄嫂远远站在一边,两人只是客气性的笑了下。看到这些细节,不得不佩服导演的冷静表现,更多的张力存在于场外我们没看见的地方,从而给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佳森与妻子并不快乐的婚姻关系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随后佳莉的离家。作为青青的对比参照,佳森妻在片中不曾开口说话,一直作为一个陪衬物,仿佛被整个夫家埋没填补,她的出现似乎只与孩子有关,与佳森也没有亲近之感,她的沉默让佳莉看到自己服从于父亲的未来。在离家的前一晚,佳莉与佳森交谈,佳森说现在已经不太会想将来,也不再期待什么。佳莉一脸茫然,问佳森:“你快乐么?”,佳森答:“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做快乐?你也是大学毕业,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快乐。”年轻一代的迷茫在这里可谓是一览无遗,纵使受过高等教育,我们仍然不知什么叫快乐,我们仍然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佳莉比之佳森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她逃离家庭投奔了自己当时所爱的男友程德伟。但在这里,我们还不应该说作为弱者的女性显示出了比男性更为独立的主动性,毕竟佳森作为长子要继承家里的诊所,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被父亲给予了更高的希望。而德伟的家庭在片中一直缺位没有出现,佳莉之于德伟就像青青之于佳森,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文化上仍然受到日式文化的支配,家庭是人际交往关系中尤为重要的一环,这里对德伟家庭的处理不能不说是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地方。杨德昌并没有在佳森与青青这段故事中加入过多笔墨,而是将重点放在佳莉与德伟身上。在本片的“双重回溯”结构中可以窥见后来作为杨德昌电影标志之一的多线条叙事的端倪,随着影片的发展,我们不断进入佳莉的回忆以及回忆中的回忆,在这种叙述的意识流的形态下,杨德昌仍然保持着叙事的完整。佳莉离家出走拜托了家庭的桎梏,但却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更大的桎梏——社会环境变迁带来的桎梏。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却并没在盈利欲望与道德要求之间形成良好的经济伦理,于是我们可以在片中看到男人(以德伟的朋友阿财为代表)甚至是女人(阿财的经济伙伴小惠)在商业运作中的不择手段。随着阿财和德伟的生意越做越好,男人给家人带来富绰的生活,却也掩盖不了人与人之间逐渐疏远的事实。德伟忙于工作应酬,佳莉在家做全职太太,日常生活都围着德伟运转,最多不过是偶尔上上插花班的课,而德伟的疏于与佳莉沟通又让佳莉渐渐失去安全感与自我。她甚至将白天看见的搂着陌生妙龄女郎的阿财幻化成德伟,当她驱车去台中找德伟,让德伟在朋友的取笑中颜面尽失,两人之间积压许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佳莉站在奔驰车旁找德伟的那个镜头暗示了德伟工作创造出来的东西已经逐渐替代了德伟在家庭中的位置。“张艾嘉的问题是一个现代中产家庭的横切面,富裕的物质享受,同时构成了情感的空虚。”佳莉与德伟都觉得对方自私,佳莉想让德伟多留些时间陪陪她,但德伟说不知佳莉究竟想要怎样,这种拒绝所代表的人的变化直指被商业社会改变的人们。新的桎梏带来新的困惑,虽然佳莉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但比起面无笑容的佳森,以及出国在外仍然没有情感依托的青青,我们仍然不会认为佳莉与德伟所过的是幸福的人生,这也就是杨德昌自己也曾提到的“开放的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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